近代早期的一些数据表明，罗马城就像个筛子，活下来的人越来越少，因而需要不断地从其他地方吸收移民。这种情况在公元5世纪初期也不会有太大不同。研究估计古典时期的罗马人的平均寿命约为25岁。

罗马城的大多数穷人根本活不到25岁，富人们的寿命则会长很多。富人们住在山上，而穷人们则聚居在疟疾肆虐的低地。此外，在疟疾最凶猛的8月和9月，富人们还可以搬到自己在乡下的住宅里。罗马的富裕阶层在生病的时候通常会选择去看医生。公元408年，罗马城中已有不少医生，但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比较专业的医生一般都研习过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著作，这些医生往往能够做到对症下药。尽管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著作中存在一些误导性的概念，例如希波克拉底认为，人的肌体是由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这四种体液组成的，疾病正是由四种液体的不平衡引起的。

(资料图)

那个时代的大部分医生要么把诊所开在家中，要么开在街边。还有一部分医生随身携带青铜制的医疗箱去病人家中看诊，这种医疗箱的盖子是可以滑动的，方便从里面取药品，这些药品大部分都没有疗效。病人们除了寻医问药还有别的选择。虽然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已被关闭，但是病人们还可以去教堂祈祷圣徒救他一命。

罗马城并不宜居，但是并不妨碍罗马人继续在这里生活下去。公元2世纪罗马城的人口达到顶峰，城内人口在100万到150万。公元150年，罗马城中首次爆发鼠疫（也有可能是天花），导致人口数量急剧下降。“3世纪危机”期间，由于政治动乱和通货膨胀，人口进一步下降，不过随后人口数量出现回升。

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公元4世纪晚期的口粮配额记录发现，罗马城至少有80万人，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那位从共和时代早期穿越而来的罗马人在听到“口粮配额”这四个字后，很可能会一头雾水。公元408年，发放救济口粮在罗马城中已是司空见惯之事。供应谷物、食用油、葡萄酒和猪肉的食物供应中心在城中随处可见。申领救济口粮在现代人看来可能有些不可思议。

实际上救济口粮的目标人群并不是身无分文的穷人，而是罗马的普通居民。国家发放救济口粮也不过是为了增强普通罗马人对国家的认同感。底层的穷人为了活命只能沿街乞讨。不久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公元4世纪晚期，基督教堂开始向穷人分发免费的救济食物。那么那位穿越而来的罗马人不禁要问，罗马平民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建立的政治组织、国中之国和神庙呢？

他们编写的文献和发明的罢工战术呢？所有的一切都在罗马共和国末期灰飞烟灭。到公元408年，罗马平民在政治上彻底失去话语权。只有在口粮配额因天灾人祸被削减的时候，他们才会奋起反抗。聚众抗议、焚烧官署就是他们反抗的手段。

罗马平民在政治上丧失话语权的根由是奴隶群体的日渐壮大。罗马共和国早期，奴隶相对稀少。当然，罗马共和国在占领维爱城后，很多维爱城的居民沦为奴隶。罗马帝国鼎盛之时也是奴隶人口最多之时。他们有的来自罗马帝国的腹地，有的则来自罗马帝国的边陲。他们与罗马城的自由民一起将罗马城打造成一个多族裔聚居的国际化大都市，一如今天的伦敦和纽约。

街道上游人如织，各国语言穿插其中，例如德语、叙利亚语和西塞亚语等。奴隶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是剧场里的仆役，是建筑工地上的工人，是码头上的搬运工，是商店里的店员，是大户人家的厨师和看门人，是装潢设计师，是演员，是珠宝手艺人。只要是你能想到的职业，就有他们劳作的身影。放眼整个罗马帝国，大批的奴隶正忙着耕种农田。

罗马的自由民只有在战时才能派上用场，他们的政治权利也因此被大大削弱。 公元406年，也就是亚拉里克率族人兵临罗马城下的两年前，罗马城内的奴隶市场人头攒动。大批哥特人在拉达盖苏斯的带领下突袭托斯卡纳，结果兵败被捕。拉达盖苏斯在用兵方面的确不如亚拉里克谨慎。

一部分哥特战俘被编入斯提里科的军队。斯提里科被处决后，这些被收编的哥特士兵为躲避针对蛮族士兵的大屠杀，叛逃至亚拉里克军中。其余的战俘则被困在罗马城中，沦为奴隶。实际上，罗马的奴隶早已供过于求。在那个时代，国家连年征战，不断有战俘沦为奴隶，罗马的奴隶买卖也不再好做。买几个奴隶对家财万贯的富豪来说算不上是多大的花销，但是对囊中羞涩的普通人来说可是不折不扣的奢侈消费。

罗马的普通人没钱购买奴隶照顾他们的起居，只好跟600年前的同胞一样自力更生。罗马人的家庭关系也出现了历史性的倒退。走在公元1世纪到公元2世纪的罗马城中，你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罗马人对男女两个性别的权利关系的看法仿佛自《十二铜表法》（于公元前449年颁布）颁布以来就没怎么变过。大街上几乎看不到女性的影子，罗马的贵妇几乎不参与社会生产，她们要么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要么就去走亲访友。

上街采购是男人和奴隶的事，女人实在需要外出，则要佩戴面纱。这种现象不禁让人想起今天还有不少中东女性在出门前需要佩戴面纱。但是，我们不能武断地将这两种现象等同起来。罗马帝国在其全盛时期十分开明。罗马的律法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时期的女性，尤其是上层女性，享有财产继承权，即使离婚也不影响她对所继承财产的绝对支配权。

在这一时期，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是15岁，男性的平均结婚年龄则是25岁，所以青春守寡是普遍现象。跟以前的孩子相比，这一时期的孩子可以说是在蜜罐里长大的。出身富裕家庭的孩子更是被父母捧在手心里，当然这样极有可能把孩子惯坏。

但是等到公元408年，罗马人的家庭关系也和这座城市的雕像和碑文一样出现了退化现象。自“3世纪危机”开始，传统主义思潮回归，要求女性对男性百依百顺。有人曾将这一思潮的回归归因于奉行保守主义的基督教的盛行。可是，这种思潮出现在基督教兴起的几十年前。或许，正是由于基督教部分满足了这一思潮的内在需求，才有了几十年后遍地开花的局面。或许是因为彼时的罗马帝国强敌环伺，国民信心受挫，不安感油然而生，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重温旧梦。

罗马人的性观念也出现了类似的倒退。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也就是亚拉里克率族人来到罗马城下的300年前，罗马人的性观念在现代人看来既开放又野蛮。彼时的罗马人绝不会谈性色变，相反他们把性爱看作一种上天的恩赐。人们甚至认为，只有全身心地享受性爱，生出的孩子才能更加健康。

彼时，罗马人无意对性行为进行分类。 古典时期的罗马人并非百无禁忌，他们不仅在生活方面有这样或那样的禁忌，在性方面也有不少禁忌。当然，这些禁忌都与阶级有关。罗马贵族男性忌与其他贵族男性的妻子发生性关系，否则会被判处通奸罪。但是他可以不受处罚地与下层阶级的任何人发生性关系，只要他在性行为中掌握主动权。没人在意奴隶主是否与奴隶存在性关系。

公元408年，随着基督教传入罗马，东风西渐，性逐渐成为禁忌。基督教主张性行为的目的是生殖繁衍，除此目的之外的性行为都是罪恶的。总之，基督教对性持否定态度。在基督教发展初期，便有一些虔诚的基督徒鼓吹童贞、贞洁和无性婚姻。罗马人的性观念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基督教所宣扬的性观念。至公元408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合法宗教已有约100年的时间，基督教堂在罗马城中遍地开花，而罗马所有的异教神庙都已被关闭10年以上。

当然，异教神庙被关闭并不意味着异教信仰会销声匿迹。纵观整个罗马帝国，异教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不少罗马贵族依旧信仰异教神。在这些罗马贵族心中，罗马的辉煌和他们自身的荣耀与他们信仰的异教神息息相关。

参考文献：大卫.卡蒙 《永恒之城的陷落：罗马文艺复兴时期的文物古迹保护》 2011年

约达尼斯《哥特史》

尤金.多曼《一个自由的奴隶》1968年